一个书店的生存与毁灭，与北京大学多事的围墙有关
“在一个书已不书的时代，却仍把书当书卖，把书店当书店开，是不是找死？”
2 月 23 日早上 10 点，邓雨虹简单收拾了一下 40 平米的小屋，接着坐两站公交，来到北京海淀区成府路 262 号。她和丈夫卿松经营的豆瓣书店已在这里开了 10 年。62 平米，2 万册书，每天固定早 9 点开门，晚 9 点半歇业。
店员没有像平时那样安静地拖地或是整理书架。她惊慌失措地描述：就在刚才，十几个穿着城管制服的人上门。他们四处拍照，又说书店所处的位置曾是一堵围墙，靠街的门和窗必须在一个月内自已统统封上恢复原貌，“否则，他们来封”。
书店旁边的今日电器、永康口腔和墨盒子绘本馆也收到了通知。它们都位于中科科仪办公楼一楼临街，大多也有近十年历史。而街对面由蓝旗营社区管理的商铺，以及一旁直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的临街铺面，则一切正常。
来人还留下了一张《关于配合做好开墙破洞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单。在邓雨虹和她的邻居们看来，它疑点重重：“恢复居民建筑原有结构”的说法并不适用，因为中科科仪这栋楼并非民居，而是中科院下属的厂房，20 年前全部对外出租；文件中的日期已经过时——“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前完成整改”；落款虽然是中关村地区综合执法中心，但并没有盖任何公章。
这些疑点让其它三家店铺的经营者松了口气，认为封店有可周旋的余地。即便离 2 月 23 日已经过去了两周，没有人急着找物业询问反馈，也没人试图另寻店铺。“中科科仪的人正在和街道办事处协商”，墨盒子绘本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好奇心日报》,“他们说问题出在这栋楼最初没有在街道备案。但我们这些商铺都是在工商局注册过的，也没有脏乱差的问题。我对这件事还是挺乐观的。”
但对邓雨虹和卿松来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在今年 1 月，他们刚收到通知：房租从原来的每平米 6.5 元涨至 8 元，营业面积在 100 平米以下的商铺由季付改为年付，2 个月之内必须决定是否续租。而豆瓣书店是 4 家商铺中唯一一家面积小于 100 平米的。这意味着往年每季 4 万的房租，变成了一次性的 18 万，而且必须在 5 月前付清。
“十八万一千零四十块。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可周转的现金。书店每个月流水 3 万，勉强保持收支平衡。”邓雨虹说。他们这个年过得很焦虑。思前想后，还是在 2 月 22 日做了肯定答复，提交了执照年检，并且支付了最后一季度的 4 万块租金。邓雨虹还赶制了一份试图增加现金流的年度计划：众筹豆瓣书店武汉店十周年纪念环保袋、印制和出售更多明信片、采购更多折扣更高但卖得更快的新书。
2 月 23 日的这一纸通知单，让开了十多年书店的夫妻二人第一次慌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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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岁的江西人邓雨虹和 36 岁的四川人卿松都在 18 岁左右来到北京。从那以后，就没干过书店之外的工作。
他们相识于风入松。在 90 年代的中关村，风入松（1995年）、万圣书园（1993 年）和国林风（1997 年）被并称为三大民营学术书店，分别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苏里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欧阳旭创立。
那是民营学术书店兴起的年代：杭州百通、南京先锋、贵州西西弗、长春学人、上海季风在全国各地生根。毕文昌在 2005 年 4 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中国出现了学术书籍出版难、流通难的问题。作为主渠道的新华书店，拒绝承担学术书籍的流通功能，也缺少充分理解学术书籍价值的业务人员，主要依靠中小学教材的专营维持自己的利润。这时，一些学者、作家，开始创办高品位的民营学术文化书店。”
风入松本来只是北大南门一家面积约 40 平方米的小书店，开业 3 个月后搬到了北大南门外资源西楼的地下室内，面积达到 860 平方米。店里有一条狭长的长廊，两旁装饰着油画，摆着八仙椅供读者坐阅。营业时间是早上 9 点至晚上 9 点，比新华书店晚关门 4 小时。
卿松在这里第一次感到全身心的放松。他出生在四川内江市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有一对开明但也十分粗心的父母。他们早早把他送到内江的亲戚家寄居，想让他在附近的一个重点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却没顾得上了解儿子在那里过得是否开心。那是一段卿松不愿细聊的日子，与暴力、孤独相关，也让他的性格变得有些内敛自闭。1999 年夏天收到的中文系录取通知，也因此具有了另一层含义：逃离家乡，到北京创造新生活。
本科毕业后，卿松原本的计划是考北大中文系车瑾山教授的研究生。2003 年，他在北大朗润园找了间房租住，同时就近找到风入松谋了份兼职，每日工作 3 小时，月薪 300。带他的人是原本在万圣书园负责图书采购、后来到风入松主管店面的卢德金。
在卿松的记忆中，风入松聚集了众多爱书之人，而卢德金是其中的改革派。他经常对店内图书分类和摆放的方式提出新意见，比如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学研究”之类的细分主题展台。他还擅长从被冷落的书中发现热销书。丢在库房里没人理睬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卢挑出来塞在书架上，一周就卖出了百十本。他挂在口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没读过的书花五分钟就能跟读者说出个所以然来，才算合格的书店人。”
老店员对此不屑一顾，新入职的卿松却产生了敬意，叫卢德金“卢大师”。每天早 9 点至晚 6 点的正常工作时间结束后，他在北大食堂吃过饭，又会跑回书店找卢，谈的话题就两个：书的版本、出版社，以及怎么开好书店。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书店里安静、单纯，是一种释放。和人聊书聊多了，我慢慢也变得开朗了一点。”卿松说。他放弃了读研的打算，在入职一年后转正。
但在 2004 年，风入松的经营权因创始人离异移交到了其妻手上。用邓雨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懂书的人，找来了一些同样不懂书的亲戚来运营”。卢德金在当年离职，卿松则从主管店面的一级店员被降格为唯一一个负责内刊的人，“推荐书，写写书评”。这本内刊也只办了三期——卢离职后三个月，卿松也离开了风入松。
那时，卢德金已在北大周末文化市场摆过一阵子书摊。他得知卿松失业的消息，便把这个书摊转手让了出来。找各地批发商以低折扣采购积压库存、再以低价转卖，也是卢德金指出的一条生存之道。“他 37 了，再重头做书摊对他来说可能太辛苦。”
卿松和邓雨虹运气不错，刚接手书摊，就从江西的一个批发商那里抢到一大包《新世纪万有文库》，是市面上还不常见的一套人文社科合集。一米宽的摊位，两人用一辆自行车、一个小拉车拉了一上午，也只把这些书铺满了三分之二的面积。但销量却很可观，一个周末就卖了 2000 册。
采购的书很快就堆不下了。邓雨虹和卿松先是在朗润园的出租屋旁单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买来五六个书架，在五四青年节那天把它变成了“沉香书屋”；接着，又搬到了芙蓉里小区的一个一居室。两人睡在大概七八平的算是客厅的地方，卧室则全放上书，只向周末文化市场的熟客开放。
直到 2005 年在成府路万圣书园旁开店，“豆瓣书店”才算真正以官方认可的形式出现在工商局的注册名单上。这个选址也是卢德金的主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虽然豆瓣随后又搬过两次——一次是因为街道改造（万圣书园也因此往东平移了 200 米），一次是因为共同合租的服装店提前退租——但无论怎么变，不远离万圣是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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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妍 2006 年 10 月到豆瓣书店做店员。吸引她的不是书店，而是成府路。
成府路蓝旗营是个特别的地方。书店们在这里奇迹般地活着，搬来搬去，但从未离开：从北大东门往东走，第一个遇见的就是豆瓣；再往东约百米，穿过人行天桥，就能看到学术书店万圣书园和它的蓝色招牌；在它的右侧，紧挨着柏拉图咖啡，还有宗教主题书店晨光，以及女性主题书店雨枫。
2006 到 2012 年间，北大金融系教授 Michael Pettis （也是国内最大独立唱片公司兵马司唱片的创始人）在成府路 242 号还开过一家名为 D-22 的酒吧，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和独立音乐人。“我们以前常常开玩笑，如果在 D22 放一颗炸弹，你就会把整个中国的音乐事业都毁了，因为他们都去那。” Michael Pettis 在一次采访中说。
这些人和他们创造的空间让蓝旗营具有了一种独特气质：过去近 20 年，全国各地的人们源源不断涌向这里，在书店、咖啡馆和酒吧中高谈阔论，聊音乐、文学、哲学，聊天下大事，聊一切严肃的话题，共同制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音乐人的乌托邦。创业、互联网等热门话题在这里倒显得没了什么空间——距离这里 3.8 公里远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才是它们的主场。
佟妍把在豆瓣工作的这段经历概括为“卧薪尝胆”。她喜欢民谣，2006 年从大连毕业后，就到北京谋求音乐上的发展。当年冬天，她借住在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学生宿舍床位，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几个自考生一起合租，每月租金 280 元。城府路上的 13Club 是她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因为独立民谣多在此演出，而周云蓬有时会在这里驻唱。
“那真是一个行业很差的阶段，没有成规模的独立音乐公司，只有一个‘口袋音乐’。传统的唱片公司也都面临倒闭和洗牌，没工作机会的。”在又一次面试失败后，佟妍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但从 13Club 出来，看到隔壁豆瓣书店张贴的招聘启事时，她突然觉得当一阵子店员，“静一静”，缓冲一下沮丧的状态，才是更好的选择。
在成府路这个乌托邦的保护下，豆瓣书店活得还算不错。它不像万圣书园那么严肃，没有不苟言笑的店员、没有定期举办学术讲座的空间，也不按原价卖书。门脸宽不过半米，进门便被高及天花板的书架包围。邓雨虹坐在门口的那张桌子前收银：一张老旧的黄色书桌，盖上一块彩条布，摆上几个装有明信片以及“读书即生活”、“豆瓣书店”印章的盒子，放上一台用来登记库存变动和管理社交账号的电脑，这就是收银台。
店里循环播放着日本电影《步履不停》的主题曲。小黑板上写着本月荐书：《乡间漫步》和《园林内外》。一张巨大的黑白照片正对着门口：乔伊斯正坐在莎士比亚书店里和友人聊天。一些中英文诗抄随意地散落在墙上或架子上：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黄昏之歌》、林徽因的《人间四月天》。如果读者想找一本特定的书，店里没有，邓雨虹还会帮忙在万圣书园的官网上查询库存。它有点接近卢德金当年设想的那种书店：有一定的选书品位，但平易近人，是个典型的社区书店。
书是卿松从各个出版社的积压库存里选出来的，大多只要 5 - 6 折。人们进入店内，很少会注意到这个穿着红外套的男人就是店主。他个子略矮，带着金丝眼镜，少言寡语，绕着书架不断整理被顾客翻乱的图书，只有在谈到出版社、版本、译者时才滔滔不绝。
邓雨虹喜欢在豆瓣日记中记录那些奇怪的访客：有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来买书，嫌书卖得太贵，应该只卖一折；有位年逾八旬的曾老师，每日来书店一到两次，然后去北医三院看望老伴；有卖书的女孩舍不得 500 本藏书，分两次才把书运来；也有穿黑色西服、中介模样的人，询问“我看上去有文化吗？”。
卿松喜欢谈论 2009 年和 2010 年。在他眼中，那是豆瓣书店的黄金时代。2010 年夏天，他听说中华书局有一批少有的特价处理的古籍，就花上万元买了 100 多包。回到书店已是凌晨 12 点，街边却停满了自行车，门口也站满了人。他们大多是北大学生，提前听到古籍到货的消息，赶来“抢书”。现场弥漫着汗臭味，混乱但有默契——人们帮着把书运到书店后部的狭小仓库里，然后拆包。拆出一本，里间的人喊出书名，要买的人则在外屋回应。这本书就被人群慢慢传到那人手中。
“可惜那时还没有直播。这样的情景才值得直播给人看。”卿松感叹道。
靠着卢德金指出的采购以及选址策略，卿松和邓雨虹的豆瓣书店坚持了 10 年。它还曾试图在武大、西南联大和川大旁各开过一个门店。后两者在运营一年后因亏损关闭，只留下北大和武大各一家。而在这期间，三大学术书店中的风入松和国林风均已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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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妍只在豆瓣书店呆了半年。她在北京又生活了四年，创立了刀马旦独立音乐厂牌，接着移居南方，开始自己做独立音乐，成为一名民谣歌手，出了三张专辑。
回忆起豆瓣，她觉得这是一个“美好又特别矛盾的存在”。她欣赏卿松和邓雨虹的态度，“做喜欢而擅长的工作，能说出来的人能有几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生而为人最基本应该能进行的。”但同时，她又感到豆瓣书店一直活得艰难是有问题的，“可能他们不善经营吧。爱书，但还没有成为更好的商人”。
1995 年到 1998 年，中国大陆至少建起了 1500 家到 1600 家独立书店。然而 7 年后，这些书店中已有四分之三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倒闭或转型。
为了活下去，书店需要寻找新的商业模式以自救。国林风老板欧阳旭在成立书店的同时，还经营着国风广告公司，坊间的一个传言是：“国风广告公司一年赚几千万，就算白养一个书店也养得起”。2006 年，国林风升级为第三极书局，坊间又出现了另一个传言：第三极所在的海淀图书大厦，整栋楼都已为第三极所有，它的营收主要靠租金。之所以开书店，是海淀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区对地标式建筑的需求。
不过在 2009 年，第三极仍然在各种谣言中破产。当年的财务报表上，净资产负 1800 万，总亏损约 7800 万。现在，这个在 20 年前以“中关村三大学术书店”打出名号的名字变成了国风集团，业务中包含了广告、教育、旅游、房地产，唯独没有了图书。
在另外一些书店，馆配占了主要业务。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在配书时通常不是联系出版社，而是找与多家出版社有合作、且有选书经验的书店代为配书，这项业务被称为“馆配”。教育部规定了国内高校生均藏书量，而自从 1999 年高校扩招后，图书馆的规定藏书量也膨胀起来，成了一块肥肉。根据邓雨虹的描述，在她曾经供职的国林风和风入松，这都是主要业务，而“零售则一直很难赚到钱”。所有书店都会争抢来自高校图书馆的合作机会，这其中当然也涉及不少中国人情社会的处世之道和难以言说的交易。
现在更为人所知的一种商业模式是类似诚品或方所。他们开在购物中心，靠商业地产对多元业态的需求拿到较低的租金。图书只占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利润主要来自咖啡和文创产品。在过往采访中，方所创始人毛继鸿将这种转变称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复兴”。
无论如何，书店经营者都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了，他们也必须是有头脑的生意人。1993 年从贵州起家的独立书店西西弗和风入松类似，由贵州省 1988 年高考文科状元薛野创办。按照“西西弗书友”豆瓣小组中一位成员的记忆，它最初只是遵义老城碧云路上的一个小店，门面幅宽不过 4 米。去年，西西弗在全国开了 31 家连锁店，今年还计划再开 42 家，使总数达到 112 家。
今年 1 月 13 日，我们在西西弗北京蓝色港湾店的媒体活动上见到董事长金伟竹时，他直白地说：“书店跟零售业没什么不同。你要把他开大、还要盈利，就要像零售业一样标准化。现在的速度根本不算快，我要一年开 80 家我也开得出来。中国这帮人都在做文化，我们在做经营。”
邓雨虹不能理解这个，她觉得开书店却不以书店为主业，是在欺骗读者。“一个书店，有咖啡厅、有各类讲座活动、可以借阅、可以放电影……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咖啡厅了，不办活动了，不借书了，不放电影了，您这就没人来了，您还好意思称自个是书店不？所以呢，书店，要有书店的担当，而书店也有书店的尊严。我永远都不会把那些只把书当装饰的店，叫做书店的。”
谈到馆配等书店业的种种内情，她也显得十分抗拒：“我不想巴结任何人。开书店就是因为喜欢，如果做其它不喜欢的事，哪能坚持得下去？”
如果不是出于推广书店的目的，她甚至不打算在淘宝、孔夫子旧书网开店，也不打算使用微博和微信。那些读者到了网上，突然令她难以忍受——有的人因为书的内容和预想的不一样，会打中评；有的人聊了半小时天，最后一本书没买。至于微博微信——“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想用它。那些东西读起来都是废话，你也很难确定是否真实。总之，我很少会把真心话在网上那样的公共空间写出来。”
邓雨虹和卿松用的还是 2000 年初流行的那种小灵通手机。用过的六七只小手机塞在抽屉一角，记录了这个书店在一个变迁的时代中不变的沟通方式。为了方便习惯支付宝和微信付款的年轻人们，邓雨虹才特地买了一支 400 块的红米。
每天 12 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之余，他们也没有在网上实时浏览新闻的习惯。3 月 11 号这天，新书台上摆的北岛主编、人民文学社出版的《70 年代》以及北岛著的《失败之书》卖得很好，但邓雨虹和卿松并不知道 4 天前“豆瓣时间”首期专栏“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上线引起的热议。在听说这个消息后，他们也觉得这与书籍销量无甚关系：“北岛一直都卖得挺好，还有顾城、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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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书店现在每个月的流水只维持在 3 万块。它始终只是一个小书店，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与出版社按账期付款（也就是每半年或每季结算一次，卖不完的书可退回）。转卖特价折扣书是主要利润来源，但这一点在电商面前已经越来越不可靠。
为了补贴书店，卿松 2009 年曾和画家赵露、学平面设计的店员吴思靖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八月之光”的设计工作室，取自福克纳的小说代表作，设计笔记本、明信片等“和书有关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个词）文创产品，同时也从出版社接各种书籍装帧设计的活。
赵露与卿松差不多同岁，那时还是个有点落魄的画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她在书店买书时和卿松相识，卿松给她荐书，她给卿松讲艺术。设计工作室的想法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一个人会画画，一个人了解出版社，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组合了。“八月之光”出过一套名为“七宗罪”的笔记本系列，很快售光。赵露则天天在饭桌上畅想“八月之光”的未来，还给书店设计了一整套 Logo。
“八月之光”并没能开下去。第二年，赵露签到了一家不错的画廊“上舍空间”，凭着才气和画廊的资源成了名，一张画能卖到上百万，以平方厘米计价。而吴思靖去了雕刻时光做设计。中信出版社那本《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成了卿松和她唯一合作的作品。
合作伙伴走了，但卿松觉得“八月之光”之前接的单子不能不完成。这些单子断断续续攒了 100 多个，卿松自学了接着做，书店则完全抛给邓雨虹来管理。一年后，他患上了焦虑症。“有天有个朋友对我说，你今天帮我赶快设计一个封面，明天要下印厂。那算是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事儿对夫妻二人来说还有一点正面影响——家人不再催着他们回家生孩子了。
“八月之光”就此夭折。卿松说自己做“伤”了。现在，他又回到在书店整理书的日子。闲暇是珍贵的；但偶尔休息半天，两人躺在床上，不知该干什么。
大部分时候，邓雨虹依旧是开朗的。她不厌其烦地回答网上那些客人提出的问题，给网络订单打包，同时对店里的新客旧客保持微笑。担忧只时不时出现在她的豆瓣日记里：“在一个书已不书的时代，却仍把书当书卖，把书店当书店开，是不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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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变动面前，豆瓣书店就显得更加被动。
2014 年 5 月 2 日，CCTV 13 台制作了一期名为“活到老，读到老！”的节目。在这期节目中，位于美术馆东街的三联 24 小时韬奋书店被视为国营书店的典范，而豆瓣书店则被作为国家政策向民营书店倾斜的引子。在播放完豆瓣书店的采访片段后，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了当时政府在书店优惠政策上的变化：“2014 年实体书店扶持试点由 12 个城市扩展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 12 个省份。曾获得扶持资金的实体书店可继续重复申请，小微和民营文化企业是重点扶持对象。”
听到这席话的邓雨虹当然很高兴。卿松也按照查到的资料填写了申报表，但他很快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申报要求里让我附上书店内开展文化讲座活动的图片，但我们的书店那么小，是不可能举办活动的。我打电话询问该怎么办，你猜对方怎么说？凉拌！”卿松带着哭笑不得的表情说。这是我们交流过程中他唯一表现激动的时刻。
官网上最后公布的书店补贴名单中，新华书店系统占据了 80% 的名额。三联书店则获得了 100 多万的补贴。
北京新一轮城市规划的变化，也不允许邓雨虹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太久。
中科科仪商铺租户们拿到的那张《关于配合做好开墙破洞专项整治工作》的单子，从 2015 年 11 月初就已经开始了。并没有文件明确说明开墙破洞的依据、范围和具体内容，只提出了“民改商”的“拆墙打洞”带来的危害：影响环境、破坏建筑主体，对他人的安全造成危害。
2015 年 11 月 27 日，北京西城区南礼士路东口沿街 30 多家“拆墙打洞”的违建小门脸房，被城管、工商、月坛街道等部门联合拆除。接着在 2016 年 3 月，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三里河成为北京发布的首个试点项目。
今年 2 月 23 日，又有一份名为《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2017 年工作计划》的文件公布。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上，副市长程红将这组数据进一步细化：丰台 5000 多户、海淀 3341 户、西城 3000 多户、东城 2300 多户、朝阳 1800 多户。这条数据也以新闻短信的形式，发送到了中科科仪租户之一、今日电器店主张伟的手机上。
在采访中，这样的消息从不同人的口中不断传来：对外经贸大学门口那排铺面不见了、宝盛里市场的那家超市没了、西四赵登禹路的那间面馆消失了、三里屯新东路和北三里社区路口的那家 Hidden House 酒吧正门被封了，成了真正的“隐阁”。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好奇心日报》解释：“中关村街道下属共有 32 个居委会。工作流程是由居委会调查后上报，恢复到何时的原貌，也是依据居委会提供的图纸。去年文件还没有规定得很清楚，所以主要是纾解，清理脏乱差、无证经营的情况，拆墙封店。今年文件细化了，一些营业面积不达标的店铺需要被清理，一些建筑需要回复原貌。今年中关村街道的规划是清理 300 多户，明年 200 户。”
我们联系了中科科仪工程部及租赁管理部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均表示并不了解谁在负责和中关村街道沟通，也说不清中科科仪的底层商铺要恢复到何时的面貌。“我记得 80 年代一层就已经开始对外出租了。”一位工作人员说。
邓雨虹和卿松并不清楚这些。卿松每天都去问一问物业进展情况，对方的回复始终是“沟通中”。不过，一位法制日报的记者在打听后告知邓雨虹，“这次是硬性规定，可能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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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 22 岁的万婷半年前才开始在豆瓣书店兼职，晚上 6 点至 9 点负责看店。她的正职是清华大学后勤管理中心保洁员。每天 5 点起床后，她要在 8 点和 11 点分别打扫一轮校长们的办公室，下午休息一会儿，然后就到书店上班。每月加上兼职，能拿 3700 多块。
2 月 23 日，收到封店通知的当晚，邓雨虹把这条消息发在了豆瓣日记里。万婷记得在那之后的两天，豆瓣书店就挤满了人。媒体们接连不断地联系邀约采访。雕刻时光咖啡的店主庄崧冽找来，邀请邓雨虹和卿松去他的咖啡馆开店；一位姓刘的众筹基金负责人打电话来，询问是否需要资金支持。还有个摄制组的人找来，说在给鹿晗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找拍摄场地，想在店里取景。
但更多的是普通读者。他们找邓雨虹和卿松询问事件进展，拍几张照片，买几本书或几张明信片表示支持或作为纪念。
北大毕业生孔丽丽现在是纪录片制作人，刚刚拍完一部关于新华书店 60 年浮沉的片子。她并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只是在 3 月 6 号这天和几个同学约在豆瓣书店碰面。其中一位台湾口音的女孩带着惋惜的口气说，“这里的书便宜，有不少在外面找不到的版本，还可以和朋友相互推荐喜欢的书。它才是一个有共同记忆的地方。”这个女孩买了六七本书，包括《动物福音》、《胡诌诗集》和《万物既伟大又渺小》。
孔丽丽则是对比自己刚拍完的这部纪录片有些感叹。“新华书店的外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硬件是最容易改变的部分，难的是软件。”
没有人对封店或关店感到惊讶。一位读者告诉卿松，对面的晨光书店也将撤走。我们一起穿过马路，走上楼梯去查看。店里只有一位店员。这是个温暖明亮的书店，紧挨着一家咖啡馆，面积有 120 平米，售卖宗教书籍、十字架摆件和圣母画像，还有个大大的仓库。每平方米租金只要 6 元。
”你们为什么搬走？”
“亏损。有些书虽然允许出版，但也不让卖了。书店搬来搬去是常事。”
卿松表示默认。他对这个即将空出的空间有些心动，只是有些担心和隔壁咖啡店合租会有些不稳定。前一天，他还刚刚去找了华兴家园的一个铺位——那里的月租金也只要 6 元每平米，但在 11 层，而且没法注册，也就意味着无法给顾客开发票。
等我们走回店铺，时钟已经指向了 9 点 18 分，店里只剩了一两位客人还在翻书。卿松拿起一只一端带着弯钩的铁杆，走到店外，跳两跳，拉下窗玻璃外的卷帘。
10 年了，这已经成了他结束一天营业时的习惯动作——也许以后就要改改了。
（*文中万婷为化名）
配图为记者现场摄影